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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宗福:让患者乐于接受远程医疗服务,还需要做好这些事
2020年2月8日,患有新冠肺炎的陈女士因呼吸衰竭,心、肾功能异常等症状,从普通病房转入了危重症监护病房,在这一段时间的治疗中,陈女士的病情一直反复。
周翔,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副队长,面对陈女士突变的病情,包括周翔在在内的整个医疗团队成员都感到既焦虑又沮丧,在这种情况下,周翔跟北京协和医院申请了开展远程会诊。
北京协和医院后方接到申请后,立即调集专家团队针对陈女士的病情展开了讨论。经过多次远程会诊,不断调整治疗方案,陈女士的病情慢慢好转。2020年3月8日,陈女士在55岁生日当天转出了危重症病房。
像陈女士这样的病例,周翔在援鄂期间见到不少,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程医疗为患者和医护人员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远程医疗发挥了跨越时间、空间的优势,高效率地实现了类似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缓解了定点医院的诊疗压力。在疫情期间,一些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就医需求受限,远程医疗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减少了人员跨区域传播的风险。
毛宗福,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疫情发生之后,毛宗福多次就远程医疗在疫情期间的应用提出建议,这也是他今年履职的重点。
毛宗福说,之所以如此关注远程医疗,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疫情期间的应急之举,更代表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远程医疗在平时的使用率并不高,患者的认可程度也很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毛宗福代表也到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调研。
在调研中,毛宗福发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使用远程医疗,一般是由下级医疗机构的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决定是否向上级医疗机构或者合作医疗结构发起远程会诊的申请。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当地虽然属于卫生服务能力较强的基层医疗机构,但是日常远程医疗的需求并不多,分析其原因,包括了不习惯通过视频沟通、对手机等终端的操作不熟练等多个方面。
通过调研,毛宗福还发现,远程医疗的利用率低与医保支付也有关系。毛宗福告诉记者,由于远程医疗等互联网医疗服务没有确定的业务模式,物价部门无法核算一个统一的成本和定价,因此,远程医疗的会诊费暂时还没有被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同时,目前很多上级医院的医生参与基层医院的远程会诊,都是义务性质的,如何形成让医生乐于参加远程会诊的机制?如何使医生在远程会诊中也能充分负起责任?这都需要形成一个明晰的责权利体系。
近年来,相关部门在大力推进远程医疗,远程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了三甲医院的标配,并覆盖了所有贫困县的县级医院。可以说,“互联网 医疗”形成了一个医院与患者、城市与农村的共赢格局。从更大的层面来看,上一级专家云端部署,给出适合当地医疗条件的诊疗方案,由基层医生落实诊疗方案,让更多患者选择在当地就医检查治疗,这实际上推动了分级诊疗改革的落地。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互联网更好地融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毛宗福代表说,除了公众健康理念、医保制度之外,还需要建设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 毛宗福: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印证,基层社区“一网通办”、“一键联通”十分重要,需要国家从立法、信息技术、数据标准等方面规范,从智慧城市、数字化社会高度,统一规划实施;完善基于“互联网 ”的城市医共体建设,引导优质资源下沉,让百姓在家门口就医“放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