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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代表团建议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沿海、沿边开放,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建立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个主要经济区为主的“菱形结构”经济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认为,在中部地区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范围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将加快推动我国发展从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创新驱动、内需驱动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钻石型结构”经济发展格局,打造新时代国际竞争新优势。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认为,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意义重大。第一,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更好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形成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枢纽。长江中游经济区东联长三角、西接成渝、南向粤港澳、北望京津冀,位于我国四个主要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是连接全国“铁水公空”交通大动脉的中心结点。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独特区位优势,形成五大主要经济区优势互补、联动合作、融合发展、更加稳固的“钻石型”发展格局。
第二,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更好发挥巨大市场优势,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腹地。长江中游经济区坐拥中部腹地市场和战略纵深,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可辐射周边9省市,有超过16万亿元巨大消费市场,占全国40%以上。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支撑。
第三,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发挥更好科教产业优势,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长江中游经济区是我国科教创新资源的重要集聚区和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湖北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全国独树一帜,是全国最大的光电子芯片、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湖南长沙是全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产业基地,江西有色金属产业稳居全国前列。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打造若干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作出重要贡献。
第四,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更好发挥战略资源优势,筑牢服务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长江中游经济区作为全国战略腹地、发展要地,长江流经三省里程占干线长度近40%,是全国重要生态绿色屏障,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地。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有利于发挥物流枢纽优势,打造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产业备份基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守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提到,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具备基础条件。
首先,从人文地理看,长江中游经济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单元。长江中游经济区形成了“一江、两湖、三平原”的自然地理格局,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湖北荆楚文化、湖南湘楚文化、江西“吴头楚尾”都可以追溯至楚文化。始于元末迄于清朝长达400多年的“江西填湖广”大规模移民运动,促进湘鄂赣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社会观念、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其次,从历史发展看,长江中游经济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1861年汉口开埠后,武汉逐步成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和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中游经济区是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重点,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有11个位于湖北、湖南和江西。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中游经济区形成了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等多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科技创新高地。
再次,从现实基础看,长江中游经济区是正在加快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近年来,长江中游三省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公共服务等方面紧密合作、同向发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2021年9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达成了《长江中游三省战略合作总体构想》,建立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级推进机制。三省在铁路、公路、过江通道、水利、能源、新基建等领域积极开展对接与合作,以武汉、岳阳、长沙、南昌、九江为节点的“五边形”经济联系格局逐步成型,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和转移接续政策参与城市扩展至20个,124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省会城市跨市通办。
最后,从发展潜力看,长江中游经济区是五大经济区中增长较快的重要动力源。从五大经济区近十年发展情况看,长江中游经济区年均名义增速达到13.24%,与长三角地区增速相当,高于粤港澳的10.94%、京津冀的7.59%,仅次于成渝经济区14.61%。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建议,有关部门在中部地区加快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全国重要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