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大品牌”建设看襄州基层民主实践-尊龙体育官网

1981年1月11日至15日，襄阳县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县大礼堂召开，会议将县级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设立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选出23名委员组成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此，开启了襄阳县人大依法履职的历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2001年襄阳县撤县设区，2010年更名为襄州区。

在襄州工作的40多年时间里，我先后以普通群众、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的身份亲历了民主发展的历程。

90年代初的那一场村民代表议事会的变革在我成长经历中被很多人提起：当时襄阳县人大常委会让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事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讨论决定村民重大事项，对村委会工作进行监督，实现村民民主自治。这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探索基层民主发展之路的一次成功尝试。

2004年我担任古驿镇党委书记期间，区委、区政府组织召开了全区通村公路建设现场会，通报了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视察情况。这次视察和通报帮助我们几个镇快速解决了修建通村公路中遇到的问题，受到了农村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2018年8月，我被组织任命为襄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并当选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我深知，基层民主实践的探索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过程，因此，我一边传承依法履职的优良传统，一边思考如何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切，创新人大工作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对企业来说，品牌就是效益，就是竞争力，就是附加值。我想，人大工作同样也需要品牌的支撑。于是，我探索提出了“全国有创新、全省出经验、全市创示范”的工作目标和创建“五大品牌”的具体任务，分别由五位班子成员牵头和指导具体的创建工作。同时，我也深知品牌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持续优化和完善，满足不断发展的需求。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与时俱进，及时完善和提升工作定位，把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先行示范区作为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行动，以“五大品牌”为支撑，赋能更多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襄州的民主实践，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建 ”品牌怎么建？那时候我刚从政协到人大，我就想，党员干部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讲政治，人大代表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讲政治。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大工作的各个环节，比如在人大代表中成立党组织，让群众有代表联系，让代表有党的领导。于是，我们决定以联络站为单位成立党支部，以代表活动组为单位成立党小组，把全区一千多名四级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划分为23个功能型党支部、85个党小组，让功能型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代表发挥旗子作用，形成了“党建引领、代表建功”的格局。几年来，“党建 ”经验做法多次被《人民代表报》报道，“以党的建设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提升”的做法得到了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的高度肯定。

说起“人大协商”品牌的创建，一开始有不同的声音，有同志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搞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无关。我反复鼓励大家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搞清楚、弄明白人大协商到底有没有必要，到底要协商什么、与谁协商、怎样协商。在反复地尝试中，就有了后来的“一府一委两院”的联席会议，大家围绕重点工作决策、代表建议办理督办等工作进行协商。随着联席会议协商越来越频繁，我们建立了《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一委两院”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常态化的机制。除了和被监督单位的协商，大家也逐渐意识到要发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优势，让代表参与到协商中。于是，我们把人大协商与代表行动、专题调研、视察等结合起来，让代表、群众和相关部门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开展协商交流。一开始，大家围坐在一起的协商居多，“板凳会”“圆桌会”都有，后来把协商融入“听听选民说说话 为民办成一件事”代表行动中，再后来鼓励镇（街）人大探索创新，整个过程不断地扩大代表、群众的参与，慢慢地提炼形成了“腾飞夜话”“法官说法 代表说理”、代表与选民话家常等经典的协商形式，为群众办成的实事也越来越多。“人大协商”的话题成了村（居）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情。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大协商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

推动人大工作，必须紧紧依靠人大代表。除了人大协商，还有其他办法调动人大代表的积极性吗？我们想到了对代表从五个方面实行量化考评，每年年初根据工作重点适时调整“五个一”考评内容，每季度追踪进展，年底开展考评，表彰先进、约谈后进，希望以此最大程度调动代表的履职积极性、主动性。这样就产生了代表履职考评品牌。在考评过程中，我们先后对24名履职不作为的代表进行了约谈，劝辞了4名代表，把38名履职事迹突出的代表评选为“最美人大代表”，在当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表彰，让“最美人大代表”享受最高礼遇。事实证明，“五个一”量化考评让代表履职的热情更胜了、劲头更足了，为我们开展监督，提升监督质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监督，如何把依法监督发挥得更具体更有效，实现“监督一个事项，推动一项工作”，成了我们思考的重点。最终我们决定，在视察、调研等常规监督方式的基础上，探索代表约见常态化监督，把“代表约见”打造成监督工作品牌。由于现行法律（代表法）对代表约见的程序、答复、时限等都没有明确，为了让代表约见时能够有制度保障，我们探索出台了《襄州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法》，对约见事由、约见流程、跟踪督办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为了让代表约见常态化开展，每年的常委会工作要点都会根据当年的监督议题提前谋划，在视察、检查、调研时，代表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反映集中的问题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促进问题解决。农村饮水、厕所革命、高标准农田建设、“大班额”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都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实事，甚至是难事，我们通过代表约见，增强了对有关部门的监督，同时也巩固和深化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代表约见”品牌让监督刚性更强了，但能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多少问题，这样一个完整的监督工作流程，才是提升人大监督实效的关键。我们希望为监督工作画上闭环，就探索了监督成果转化运用品牌。当时，监督成果转化运用工作的发力点是做好人大监督的后半篇文章，具体路径是“一书两函”，即监督工作意见书、监督工作交办函和履职工作提醒函。2019年3月，在总结工作经验基础上，制定《关于监督成果转化运用实施暂行办法》，规定监督成果转化方式、监督意见办理反馈方式，建立满意度测评等后续监督机制，让监督成果转化运用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经过一年的试行，我们在“一书两函”的基础上，又探索建立“三协同”监督贯通机制，形成“一书两函三协同”（简称“123工作机制”，即人大监督工作意见书、监督工作交办函和履职工作提醒函，与社会舆论监督协同、纪委监委协同、法律监督协同机制）的监督工作全链条。一方面，我们对人大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展述职评议，将监督结果向区委汇报，向纪委、组织部门通报，激励干部依法履职、担当善为；另一方面，在赋能经济发展、优化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等区委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方面，监督推动小清河城区段治理等一批民生问题得到解决。实践证明，监督成果转化运用品牌实现人大监督的闭环管理，有力提升人大监督的实效。

经过六年的探索，我们的品牌建设成效越来越显著。《中国人大》专程到襄州调研，宣传推介“党建 ”品牌和“听听选民说说话”代表行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玲等领导先后到襄州区调研、视察，区委书记在五年一次的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这些都是对我们在守正创新中发展襄州民主实践的充分肯定，标志着襄州走出了一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之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相信，只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在不久的将来，打造襄州全过程人民民主先行示范区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襄阳市襄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张双成）